吐火罗人

吐火罗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一直是令众多中外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有文字记载以来，东西方各种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记录时隐时现，且多语焉不详，矛盾抵牾之处比比皆是。所以，仅靠文献记载复原完整的吐火罗人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吐火罗人在古代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处的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却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可以说，所谓的吐火罗人问题（TocharianProblem），是研究印欧文明起源、东西民族文化交流、中亚西域文明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国际上对吐火罗历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迄今已近百年，其背景则是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与成功解读。吐火罗语文献主要发现于中国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吐火罗语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原始印欧语的一支，这暗示着操吐火罗语的古代库车（龟兹）、焉耆、吐鲁番（车师）的早期居民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原始印欧人。由于新疆所出卢文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古鄯善王国（从精绝至楼兰一带）的土著语言亦为吐火罗语，表明塔里木盆地南缘诸绿洲上的早期居民很可能也是原始印欧人。

问题在于，西方文献中所指称的吐火罗（Tochari）最早却出现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他们以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而著称，这一地区也因之被后世称为吐火罗斯坦。这一点与汉文文献的奘有关记载完全一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地为“货逻国故地”。然而这里却并未发现任何所谓的吐火罗语文献。此外，东西方各种古代文献亦从未明确指称龟兹、焉耆地区的古代居民为吐火罗人，这就使得文献中的吐火罗人与所谓的吐火罗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相互脱离，似乎又互不相关的奇特现象。

由于希腊文献和汉文文献最早都曾提到吐火罗人早期在河西走廊及中国北部活动的某些迹象，加之吐火罗人余部在河西一带的活动又为9世纪的于阗塞语文献所证实，这就使得吐火罗人的历史显得更为扑朔迷离。西方学者通过汉文文献中有关古代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与迁徙情况的分析，多倾向于将进入中亚的吐火罗人比定为月氏，但仍未解决吐火罗人何以会到达河西走廊及中国北部，塔里木盆地何以又有操吐火罗语的原始印欧人群分布等问题。而且，在汉文文献中，中亚吐火罗人（大夏）与大月氏人明显是区分开来的。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大量当地古代居民的遗骨和干尸（距今约3000多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方法、手段或是成果上均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通过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人们确信，塔里木盆地的这些早期居民中有大量的原始印欧人的成分，有的在遗传基因（DNA）上还与在阿尔卑斯山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早期欧罗巴人遗体（即所谓“冰人”，Iceman）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有的这些不由得促使我们把塔里木盆地的这些早期印欧人的文化遗存，同历史上以吐火罗人为代表的早期印欧人的东向发展活动进一步地联系起来。

在此基础上，我们设想他们大约在公元前三千纪前半期便离开了在欧洲的故乡向东发展，经过黑海和中亚大草原，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末、一千纪初进入塔里木盆地南北部，有的还扩展到河西走廊。东徙河西走廊的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曾到达了中国北部地区。此后这支吐火罗人除少数进入祁连山中之外，大部分又经过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后越过阿姆河，进占巴克特里亚。在此期间，各地吐火罗人之间相继失去联系，并进而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逐渐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至楼兰一线，北缘的焉耆、龟兹地区，河西走廊西部山谷地带及中亚巴克特里亚等地形成几个活动中心。

虽然对这群古代居民的来龙去脉还没有一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吐火罗人、月氏人和乌孙人为代表的早期印欧人群的东徙活动，不仅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早期陆路交通的开通，形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初始联系，而且还具有如下意义：打破中国西部单一的人种结构；创造东西合璧的西域文化。